荐读 | 中西方男性气质研究概论
中/西/方/男/性/气/质/研/究/概/论
【内容提要】男性气质研究作为20世纪末兴起的新学科领域正逐渐受到中西方学界的重视。1995年，澳大利亚学者瑞文·康奈尔在其专著《男性气质：知识、权力与社会变化》中系统地论述了“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概念，这标志着男性气质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次出现在公共的视野中。如今，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发展，西方的男性气质研究已经在多个学科领域百花齐放。相较而言，起步稍晚的中国男性气质研究也在近十年中取得了一些进展。本文旨在就男性气质研究在中西方的开展状况加以梳理，通过介绍男性气质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理论体系以及其跨学科性应用以加深中国学界对于这一新兴学科领域的认知和了解。
【关键词】男性气质 全球化 瑞文·康奈尔 中国男性气质
“男性气质研究”（masculinity/mascu-
linities study）以及“男性研究”（men’s study）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个新学科领域。在此之前，“男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体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究其原因，首先是在漫长的人类文明中，男性长期处于性别秩序的中心，而女性则被边缘化为“第二性”；在一切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度中，女性主体地位是缺失的，因此男性不仅是男性，他还为女性代言，并由此兼具了全人类（mankind）的属性，正如法国知名学者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言：“女性并不存在。”如此说来，与女性相对的男性也是不存在的；而将女性包含其中的男性则是无处不在的。男性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性别范畴，只有在女性主体地位获得之后方可得到确认。因此，男性研究的兴起与女权与女性运动的推进有着紧密的关系。其次，男性研究的发展也得益于人们对性别身份的新认知。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发展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学界对于“身份”（identity）有了新的理解。“身份”不再被视为一种固有的、稳定的、恒久的且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反，“身份”的不稳定性、复杂性以及它的生成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身份”认知上的突破，造成了一系列固有身份边界的松动，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了性别的边界。作为身份革命后兴起的学科，男性研究一开始便是反本质主义和亲女性主义的，它的意图不是巩固男性权威，而是重新审视和批评男性权威。它将男性气质（masculinity/masculinities）视为一种社会的和历史的建构，并着眼探究男性气质的历史性变迁，以及男性气质在不同文化中的多样性呈现，揭示男性气质的建构条件和过程，探究男性权力的不均分布。男性研究的重要理论突破来自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学者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所提出的“支配性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以及“父权红利”（patriarchal dividend）说。在其专著《男性气质：知识、权力与社会变化》（Masculinities：Knowledge，Power and Social Change，1995）中，康奈尔提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男性气质并分析了其中的权力关系，即支配性（hegemony）、从属性（subordination）、共谋性（complicity）和边缘性（marginalization）。其中，支配性男性气质对其他男性气质起到了主导和压制的作用。此外，她还指出纵使所有男性都从父权制度中分得了红利，这种分配也是不均匀和不对等的。尽管一些学者并不赞成康奈尔对男性气质进行分类，或批评她的分类过于简单化，但康奈尔关于男性权力内部差异的讨论的确开启了男性研究的新维度。在此之前，男性始终被视为性别权力的共同受益者。而康奈尔的研究揭示了男性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和男性权力内部的金字塔形分布。换言之，她指出了男性权力的获得不仅来自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而且来自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男性对边缘男性的压迫。这种压迫在全球化时代来临前或许只存在某种文化的内部，但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的蔓延，男性气质便不再只是一种封闭文化的产物，以西方白人男性为范式的男性形象和男性气质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确认，并进一步扰乱了本土男性气质的建构。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以康奈尔为代表的西方男性研究学者开始格外关注全球化与性别秩序的关系。
对于男性气质的讨论和研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换言之，在人类的历史中，男性的声音从来就没有缺席过，因此便有男性学者将“历史”（history）一词戏称为“他的故事”（His（s）tory）。然而，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开展，关于男性气质的讨论也逐渐独立出来，男性不再被视为一个笼统的、普遍的、拥有绝对意义的性别。男性研究的奠基人瑞文·W.康奈尔把男性气质研究的早期形式归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以精神分析对男性气质的探讨。
弗洛伊德（图片来自网络）
尽管活跃于20世纪初的精神分析学家从未系统地提出过男性气质学说，但是他们对于性别所持的观点已明显脱离了本质主义的论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将我们引入了认识性别的另一维度——潜意识。而在此之前，性别研究大多只是关注了生物学与解剖学层面上的两性差异，并试图通过这些差异来解释两性在心智以及社会分工上的不同。弗洛伊德的理论则揭示了性别差异的复杂性。弗洛伊德指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是科学中最含混的概念。对弗洛伊德而言，两性气质并不是完全割裂且相互对立的范畴。
在他著名的性学著作《性学三论》（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1905）中，弗洛伊德不仅论述了潜伏于幼儿口唇期、肛门期与阳具期的性欲表达形式，还指出了男孩与女孩在性别发展上所经历的不同轨迹，他提出了决定幼儿性欲发展的两个关键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与“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十多年后，在其另一著作《自我与本我》（Ego and Id，1923）中，弗洛伊德又指出男孩同时希望取代母亲的位置而成为父亲所爱的对象。也就是说男孩在期望取代父亲拥有母亲的同时又渴望成为母亲而被父亲所爱，这种矛盾心理使得所有男性个体在幼儿期都同时兼具两性特质。
弗洛伊德将男性气质的获得归结为幼儿性欲发展的另一个阶段，即“阉割情结”的产生。在他对五岁男孩小汉斯（little Hans）的恐惧症的分析中，弗洛伊德论述了这一过程的产生。起初男孩并不会在意缺失阳具的女性身体与自己的不同。然而，当男孩成长到3～5岁这一阶段时，他便开始意识到两性身体上的区别，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拥有阳具，而母亲和其他女孩却没有。这时，男孩的担忧便产生了：他害怕那个他时刻期望取而代之的强大对手（父亲）会将他阉割。在弗洛伊德看来，正是阉割焦虑压抑了男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并永久地决定了他与女性的关系，即弗洛伊德所说的：“对（女性）这一被阉割生物的恐惧和洋洋得意的蔑视。”[4]拥有阳具使男性产生了性别的优越感，而担心失去它则促使男性去认同于男性气概。弗洛伊德认为，男孩只有在经历了“阉割焦虑”并将“俄狄浦斯情结”很好地压制后才能变成真正的“男性”。换言之，弗洛伊德从某种意义上提出了“男性是变成的”这个概念。在《论两性解剖学差异所导致的精神后果》（“Some Psych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1925）一文中，弗洛伊德曾经明确指出：“大多数男性远没有达到理想男性的标准是由于人类个体的双性倾向及交叉遗传的影响，每个人都同时具有双性特征，因而纯粹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只是没有明确内涵的理论建构。”
拉康（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说弗洛伊德是当代男性气质研究的奠基人，那么他的继承者——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重要继承人。他在进一步发展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又将语言与符号带入了精神分析的框架中，发展出更为复杂的精神分析学说。拉康对于男性气质的讨论既传承于弗洛伊德，又有别于弗洛伊德。在拉康看来，“阳具”（phallus）并不是一个男性器官，而是一个重要的能指符号。
拉康在弗洛伊德幼儿性欲论的基础上将“阳具”的意义引入了象征界的维度。他所指的“阳具”不再是弗洛伊德所关注的男性器官，而是将阳具视为一个象征符号，一个语言学意义上的“能指”（signifier）。拉康借用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能指”与“所指”的概念，将其应用到精神分析的领域。然而不同于索绪尔的是，他并不认为“所指”优先于“能指”。相反，拉康认为“能指”决定了“所指”。正如他在论文《男根的意义》（“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Phallus”，1958）中所言：“不仅人在说话，语言也在人身上通过人言说；人是语言的素材，语言作用于人并编织人的本质。”拉康看来，人类的观念和意识始终受制于语言。当儿童掌握了语言后，他便进入了一个充满“能指”符号的世界，即拉康所称的象征界。它是由语言构建的世界，是一个历史的，结构的且有序的疆域。但是由于语言系统的存在先于个体的出生，因此这个世界不仅限制了主体的自由，更是从某种意义上建构了主体。
拉康认为语言始终是他者的世界，并被“父亲的法则”（Law of the Father）所统领。而“阳具”作为一个特权能指建立了其他所有的能指模式。因此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在进入语言世界时必然要遭到“父亲的法则”的阉割，成为分裂的、缺失的主体。“欲望”的产生基于主体的分裂与缺失，但欲望始终无法被满足。当发现母亲缺失阳具时，孩子的欲望便成为母亲的阳具。这时，男孩通过“有阳具”（having）来满足母亲的欲望，女孩则通过“是阳具”（being）来认同母亲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女孩通过“伪装”（masquerade）而拒绝女性气质的本质部分。而男孩即使存在一种与阳具认同的企图，也只不过是一种倾向而已，因为所有男性都归于“男根的功效”（phallic function，即“男根”代表着限制）之下，因此也必须经受符号的阉割。在拉康的理论中，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既没有生物学的根基，也没有本体论的实质可言。它们只存在与“男根能指”的关系之中，或者更直白地说是一种符号意义上的差别。
无论是对男性研究还是对女性研究，拉康的理论都提供了一种更具流动性的性别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使女性主义拥有了新的立足点，而且为当今男性气质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拉康揭示了男性主体亦遭受“阳具能指”阉割的事实，换言之，除了那位象征性的父亲，所有的男性都被“阉割”了，男性既是父权社会的压迫主体又是其压迫的客体。
荣格（图片来自网络）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作为现代深层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继承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但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荣格与弗洛伊德渐行渐远，继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心理学理论。荣格在其著作中同样论述了男性与女性性别身份的构成，并将这种性别身份的构成归结于“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荣格在1936年发表的讲稿《集体无意识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1936）中，提出了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其中，个人无意识的内容被称为“情结”（complex），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被称为“原型”（Archetype）。而“人格面具”（persona）是介于个体意识与社会情境之间的一个复杂关系系统，它是个体为适应社会情境而携带的面具，其存在遮掩了真正的自我。这就意味着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永远受制于社会的规范，个体只能认同于“人格面具”，而非本质上的“自我”。戴上“人格面具”的自我是个体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妥协。荣格试图通过揭示“阿尼玛”（anima）与“阿尼姆斯”（animus）这两个原型与“人格面具”的对应关系来解释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形成。简言之，“阿尼玛”指的是男性心中的女性意象，“阿尼姆斯”则是女性心中的男性意象。
荣格认为“阿尼玛”是男性“人格面具”的对立物，“人格面具”要求男性以社会中理想化的阳刚气质示人，“阿尼玛”则在私下以“女性化的柔弱”对男性进行心理补偿。不过“阿尼玛”不仅是内化于男人无意识之中的女性意象，还是男人对于女人的个人情结，一种心灵的投射。这种投射作用于现实中的女人身上，起初是他的母亲然后是他的妻子。于是他在她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内在的“阿尼玛”。同样“阿尼姆斯”作为集体的男性意象也始终存在女性的无意识中。它与女性阴柔的“人格面具”相对立，具备了男性阳刚气概的特征。荣格认为“阿尼玛产生情绪，阿尼姆斯则产生观念”，这两种原型的作用使得男性的无意识与女性的无意识产生“本质性的差异”。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使我们看到，无论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都不被性别主体独自占有。而想要实现“个性化”——“自我的实现”，使得人格得到平衡的发展，性别主体必须要平衡他们所兼具的这两种性别气质。[8]不过荣格所论述的性别差异仍然没有脱离本质论的认识，而他所设定的“原型”类别也因为过于僵化而被当今强调多元化的性别研究者所摒弃。
心理学作为男性气质研究的开端开启了人们认识性别的新维度。无论是弗洛伊德、拉康还是荣格，他们都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构成性别主体的不稳定因素。这种不稳定因素来源于意识世界与无意识世界之间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首先击穿了西方世界对于人类本体完整性的认识，从而为一系列“后”学奠定了基础。尽管心理分析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被贴上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标签，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将人们对于性别差异的认识带出了“生物学差异”的局限。继心理学之后，关于男性性别的探究开始在更广阔的学术领域开展，并相继在人类学领域、历史学领域以及社会学等领域开花结果。
（一）女性主义与男性气质研究
尽管男性研究关注的是男性群体与男性气质，但它始终脱离不了女性问题的牵涉。20世纪是女权主义高涨的世纪，女性通过近百年来的抗争与努力终于在追求两性平权平等的道路上看到了黎明。随着女性自主意识与经济能力的崛起，男性特权开始遭受质疑和批判，那些曾被认为优于女性的男性生理和心理特质亦被颠覆。那么，抛开了性别特权与特质的男性究竟还剩下什么？这成为后女性主义时代的男性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从一定的角度来看，促使男性去反思自己是女性主义的胜利，而当今方兴未艾的男性研究正是这一反思的结果。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起，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男性学者开始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来审视和批判男性在社会中所享有的性别特权，他们不仅为女性的平权运动做出了努力，也致力于让更多的男性加入为女性争取平等地位的运动中。自此，在争取两性平权平等的道路上，女性们不再形单影只，男性和女性主义者的合作，共同促进了女性地位的巨大改变。事实上，很多亲女性主义或研究女性主义的男性学者都随后成了男性气质研究的主力军，如瑞文·康奈尔在涉足男性研究之前便是一名优秀的女性主义学者，另一位美国男性研究的领军学者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S.Kimmel）也是这样一名亲女性主义的男性研究者。早在1975年，基梅尔便协助创立了美国第一个反性别歧视的男性组织——“美国男性反性别主义运动组织”（NOMAS）。这个组织的初衷便是唤起男性的性别平等意识，使他们能够摒弃压迫和歧视女性以及其他同性恋男性的行为。因此，当今的男性研究不仅与女性主义毫不对立，还相互借鉴，享有相似的目标——找寻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并竭力去改变这种现状。
同样，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学者也不再将研究重点仅聚焦于女性群体，她们往往以一种相对缓和与理解的态度来重新审视两性关系，并加入其对男性气质的考量。事实上，在男性气质研究尚未独立之前，大多数关于男性与男性气质研究的文章都发表于女性研究的刊物上。知名的女性主义学者林恩·西格尔（Lynne Segal）就曾于1993年发表论文《变化中的男性：大背景下的男性气质》（“Changing Men：Masculinities in Context”）就男性气质在女性主义运动中的转变做了论述。西格尔指出，从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男性气质已经历过多次改变。而在男性内部，受族裔、地域与年龄的影响，男性气质也呈现多元化的表达。不过，西格尔进一步承认，尽管部分男性已经对女性主义的挑战做出让步和改变，但两性间的权力关系仍然没有逆转，男性特权仍旧稳固。从西格尔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女性主义所做的改变。更多时候，她们不再剑拔弩张地将男性视为与其对立的性别和压迫女性的主体，而是部分肯定了男性所做的积极改变，并将注意力转向了两性内部的多样化特征。既不再将所有女性视为同一的群体，也觉察到男性群体中的多样与差异，认识到并非所有男性都是女性群体的压迫者，边缘男性与边缘女性一样遭受着不公与压迫。
借鉴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与性别研究的成果，男性研究不再对普遍的、永恒的、本质性的男性属性进行探究，而是更专注于男性群体内的多元性、复杂性和差异性。因此，同当代女性主义研究者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边缘女性一样，男性气质研究者也更加关注受阶级、族裔、年龄、经济能力、身体状况等影响的边缘男性群体，因为他们同样是父权体制的受害者，遭受着来自社会顶层男性统治者的压制和歧视。总之，当代的男性研究与女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互为依托，彼此借鉴。
（二）人类学领域的男性气质研究
正如女性研究一样，男性研究亦广泛开展于诸多领域。目前，男性研究已在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中开展得如火如荼。人类学视阈下的男性气质研究以民族志为主要研究方法，依靠田野工作对研究对象进行第一手的观察、记录与研究，以微观和直接的方式考察男性气质、男性身份、男子气概和男性角色的形成与表达。人类学所展开的针对不同地域与族裔的男性研究为揭示男性气质的多元化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人类学的研究也揭示了男性在社会与历史变迁中的改变，这些结论进一步揭示了男性气质的非本质性特点。
在这些人类学研究中，学者刘绍华（Shao-hua Liu）的《通向男子气概之路》（Passage to Manhood，2011）是一部关于彝族诺苏男性的民族志著作。在该书中，作者考察了四川西南部地区的彝族诺苏男性在20世纪下半叶所经历的变化。刘绍华探究的不仅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性在彝族诺苏男性身上留下的印迹，更是大山之外的社会对彝族诺苏男性的重塑与影响。事实上，深居山区的诺苏人并没有隔绝于外部世界，中国社会的变革与经济全球化无不影响着诺苏男性的生活与经历。这部民族志不仅记录了彝族诺苏男性对于男子气概的独特陈述，还将这种陈述与外面世界的关联性揭示出来。学者马修·古德曼（Matthew Gutmann）的著作《男子气的意义》（The Meanings of Macho，1996）则以墨西哥城的工人阶级男性为研究对象，通过一系列田野研究，揭示被研究者对男子气概这一观念的认同与理解。这一研究着重探讨了父亲身份、儿女抚养、夫妻关系、性行为取向、酗酒与家庭暴力等一系列问题与建构男性气质之间的复杂关联。此外，古德曼还重点研究了两性关系的变革以及女性身份的改变对男子气概这一观念的冲击和影响。
（三）历史学领域的男性气质研究
如果说人类学着重关注的是男性气质的地域性差异，那么历史学视域下的男性气质研究则考查了男性气质的历时性差异。美国男性研究学者基梅尔在他的著作《改变中的男人：男性与男性气质研究新方向》（Changing Men：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y，1987）、《美国男性身份的文化历史》（Manhood in America：A Cultural History，1996）以及《男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en，2005）中探讨了男性气质尤其是美国男性气质在历史中的变迁。他指出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大力推进，美国的主流男性气质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基梅尔认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美国社会存在着两种典型的男性气质模式：儒雅的家长（Genteel Patriarch）和英勇的匠人（Heroic Artisan），这两种气质的典范便是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工匠伊利威尔（Paul Revere）。儒雅的家长式男性具有“土地拥有者”的身份，他们管理着自己的土地和地产；在家中，他们往往是温和又关怀孩子的父亲。另一种典型的男性气质则具有“体力”与“技术”的匠人身份。他们或是自耕农、城市手工艺者，或是商店的经营者。他们或者教授儿子营生的技术，或者带领儿子通过学徒而掌握技能，成为经济独立的匠人，并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但19世纪30年代以后，一种资产阶级市场型男性逐渐崛起，并最终取代了这两类传统的美国男性气质，成为主流。基梅尔指出这类男性气质需要不断以物质上的成功来加以证明。因为市场型的男性气质需要在不断的竞争中确立和维持，因此这类男性气质的重要特征便是深度的“恐同症”（homophobia）：“他们不断靠排斥‘他者’来确立自己：通过同‘女性’、‘非白人男性’、‘移民男性’以及‘同性恋男性’进行可怕的争夺，他们进入这个原始而又神秘的同性伊甸园里，并最终从其他男性中‘脱颖而出’成为真男人。”也就是说，在美国所有非白人男性和移民男性都不同程度地构成了美国本土白人男性的参照系。
除了关注男性气质的历史性变迁，历史学者对男性气质研究的贡献还在于其力图打破大写历史的宏大叙事，将被掩盖的或被遗忘的小写历史展现出来。在浩渺的历史素材中，隐藏着无数边缘男性的经历，他们的声音或被淹没，或被剥夺。更糟的是，他们只能任由别人表达与叙述，而无力反驳。在程巍的专著《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中我们便可以看到这种小写历史的逆写。程巍在书中指出，泰坦尼克号上仅有的7位中国男性乘客由于有着奇高的逃生率（1人遇难），而遭到了欧美媒体的大肆报道。大量扭曲真相的新闻被欧美各大媒体竞相转载，称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是因为乔装成女人藏匿于救生艇中才得以生还，他们占用妇孺位置的行为极其“卑劣”，完全不像个“男人”。而与“怯懦的”中国男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具有“骑士风度的”盎格鲁-撒克逊男性，在报道中，他们大义凛然地将逃生机会让给船上的妇孺。这种充满了种族主义想象力的海难叙事不仅成了“事实”，甚至成了当代白人男性的“神话”，至今仍广为传诵。而自始至终，亲历海难的中国幸存者却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不会英文，也没有翻译。这些“中国佬”的故事被肆意篡改和渲染以此来衬托盎格鲁-撒克逊男性的“伟大”与“优秀”。事实上，真实的数据显示，在泰坦尼克号海难中，男性生还者共335人，女性生还者共314人，儿童54人，男女比例基本相当；而在生还的男性中，英国与美国籍生还者占了绝大多数（267人）。针对这种无视真相的叙事，程巍分析道：
1912年4月美英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的“男子气概”在全球同时举行的一场招魂仪式，让带着帝国的使命在全球各个角落奔忙的盎格鲁-撒克逊男子油然而生一种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族骄傲，同时让别的种族的男子顿生自惭形秽之痛。
程巍的研究质疑了大写历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表明了男性气质的虚构性，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19世纪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白人男性是如何编织出一个“白人至上”的男性神话，并利用其他族裔的男性实现自己“男性气概”的书写。
（四）社会学中的男性气质研究
相对于以上几个领域，我们不难发现，男性研究在社会学领域的成果更为丰富。社会学领域对于男性气质的探究主要集中在揭示社会与文化对性别的建构作用。在20世纪40～60年代，由美国学者们提出的性别角色理论（Sex Role Theory）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理论将性别特征理解为特定环境中的社会化的产物。但20世纪80年代后，不少学者对性别角色过于僵化的分类提出了质疑与批评。20世纪90年代，随着性别研究的崛起，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操演理论开始获得广泛地关注，巴特勒提出将性别看作一种“表演性”（performance）的建构。性别操演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而是通过风格化的重复稳定下来。巴特勒的观点否定了性别的本质主义观点并揭示了性别是流动的这一概念，其理论为新兴的“酷儿”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男性气质研究异军突起，其代表人物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康奈尔在其首部探讨男性气质的专著《男性气质：知识、权力与社会变化》（Masculinities：Knowledge，Power and Social Change，1995）中提出了“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概念。她将单数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引申为复数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并将其划分为“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四种类型。康奈尔指出这些男性气质存在一种等级结构中，阶级、族裔、年龄、经济地位、职业等诸多因素建构了这种等级。其中“支配性男性气质”占据着金字塔的顶端并压抑着其他男性气质。进入21世纪后，由康奈尔领军的男性研究将重心转移到全球化视野下的男性气质研究。正如康奈尔在《男人与男孩》（The Men and The Boys，2000）一书中展现的，区域性的性别秩序已经受到帝国主义文化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很难幸免于全球化的波及。她细数了全球化在个人生活、集体实践和身体层面对男性气质的影响，并提出一种跨国界的“全球化男性气质”正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它们的表现形式有三：“征服和殖民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 of conquest and settlement），“帝国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 of empire）以及“后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 of post-colonialism and neo-liberalism）。这三种支配性男性气质分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着作用，并极大地干扰了本土男性气质的建构。它们将一种资本主义白人男性所持有的价值观强势输出到全球各地，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男性秩序体系。
此外，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也于1998年出版了其第一部男性研究专著《男性统治》（La Domination masculine，1998）。在该书中，布尔迪厄运用他自己提出的“习性”（habitus）理论解释了男性气概的形成。
男子气（vir）意义上的男人身包含着一种应当（devoir-etre），一种人格（virtus），它以“自然而然”的方式让人接受，不可辩驳。荣誉与高贵一样，是以一系列配置的形式存在于身体之中的，这些配置表面上是自然的，通常表现在一种行为、举止的特定方式中，比如一种头部姿态、一种仪表、一种步态，与一种思考和行动方式、一种习性形态、一种信仰等密切相关——荣誉排斥一切外部限制，支配着有荣誉感的男人。
布尔迪厄指出，性别的自然化是一种社会策略，它巧妙地将“社会规范的随意性转变为自然的必要性”，使得男性气质具备了某种自然的表象。尽管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确存在明显的生理学差异，但是这些差异却“是依照男性中心观念的实践模式被理解和构造的”。因此，这些差异早已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而是权力的差异。此外，布尔迪厄还认为在这种男性统治的表象中，男性自己也是囚徒与受害者，因为他们同样需要服从这种社会配置，并需要时刻警醒自己是否表现得像个男人。因此，在他看来，所谓男性特权不过是男人长期的压力与紧张换来的陷阱。
时至今日，男性气质研究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在西方，男性气质研究的相关文章和著作早已汗牛充栋。进入21世纪之后，男性研究已俨然崛起为一个重要的学科领域。不断加入其中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化研究者等都在共同扩展着男性研究的疆域。2001年，史蒂芬·怀特海德（Stephen M.Whitehead）与法兰克·巴雷特（Frank Barrett）合编了第一本男性气质研究读本（The Masculinities Reader）。2002年，雷切尔·亚当斯（Rachel Adams）与大卫·沙文（David Savran）合编的《男性研究读本》（The Masculinity Studies Reader）问世。2003年，第一本男性气质百科——布雷特·卡罗（Bret Carroll）的《美国男性气质：一部历史百科全书》（American Masculinities：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出版。不久，基梅尔与艾米·阿瑞森（AmyAronson）出版了《男性与男性气质：社会，文化与历史百科全书》（Men and Masculinities：A Social，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ncyclopedia，2004）。2005年，基梅尔、杰夫·赫恩（Jeff Hearn）与康奈尔合编了第一本男性研究手册《男性与男性气质研究手册》（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and Masculinities）。2007年，第一本具有全球性视野的男性研究百科全书《男性与男性气质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Men and Masculinities）由劳特利奇出版社汇编出版。除此之外，关于男性研究的期刊也随即出现，自1998年第一个男性研究期刊《男性与男性气质》（Men and Masculinities）创刊以来，仅英文出版的关于男性与男性气质研究的期刊就已多达十几种。这一系列的成果都说明了男性研究在经历了二十多年发展后，已经逐渐趋于成熟和完善。
正如上文所言，当今的男性气质研究早已将重点放在了男性气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上面。因此，探讨不同文化与社会环境对于男性气质的影响和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和儒家社会建制曾经为传统中国树起了一套坚不可摧的父权制度。而这一制度也势必会催生出一种规范性的中国男性气质，或是说一种典范性的中国男性气质。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男性气质的专著是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雷金庆（Kam Louie）于2002年出版的《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在该书中，雷金庆指出“文”与“武”是建构中国传统男性气质的两个核心元素。然而，尽管“文”和“武”两种精神都长期存在中国文化中，但是“文”对于“武”始终占有着压制性胜利，这一点自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随着中国君主权力的扩大，封建贵族地位的下降以及士大夫势力的上升，这种“文”的倾向便越发明显。一方面，雷金庆将中国历史与中国男性气质的建构相联系，解释了传统中国男性气质的独特之处；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这种所谓中国男性气质无关于性别本质，而是一种长期的社会建构。因此，在“中华帝国”土崩瓦解之后，这种“文人”式的男性气质典范便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代表现代性的男性形象。通过分析鲁迅、郁达夫和郭沫若笔下懦弱的男性形象，雷金庆认为随着西方性别话语的介入，中国已经经历了男性气质的重要转型，传统的“文人”气质已经成了被讽刺的对象。而丁玲笔下的被莎菲女士所迷恋“凌吉士”，这一西方化的男性形象成了“魅力先生”。但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一种“以劳动为荣”的男性劳模形象逐渐成为被追捧的对象。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寻根文学，无疑又开启了在中国乡土寻找“硬汉”的过程。
同样剖析中国男性气质的另一本专著是中国香港学者宋耕（Song Geng）的《文弱书生：中国文化中的权力与男性》（The Fragile Scholar：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2004）。在这本著作中，宋耕主要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的才子形象，并探讨了中国才子文化的成因，以及为何“才子”会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理想男性的代名词。作者运用了福柯的话语与权力观点分析了前现代中国男性的气质特点，他认为与现代西方社会相较，前现代中国并没有形成一种对立的男性与女性的二分法。男与女的差别不是生理上的绝对差异，而是一种角色上的相对差异，一种社会性的差别。因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雌雄同体的，即“阴”与“阳”同时存在，且相互调和。这种基于性别的认知是有别于西方的。因而，所谓“女性化”的文人或书生这一观念并不存在于前现代中国。相反，这种博学多才、温文尔雅、克己复礼的男性气质最能反映儒家所提出的“君子”理想。相对而言，“武”并不是中国儒家传统所提倡的，尽管中国古代文学中不乏武士，但是他们往往被刻画成“禁欲”的英雄，不近女色，且不具吸引力，比如关羽或李逵等。
此外，中国台湾学者黄克武2016年在台出版的《言不亵不笑：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一书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男性气质。黄克武主要从心理学的男性欲望角度，阐述和分析了中国男性的性欲望。他运用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分析了性欲在中国男性世界中的作用，并指出中国自雍正时期便启用了一系列意在压制性欲的法规和举措，如曾经流行的春宫小说被禁，妓院和嫖娼行为被政府明令禁止，此外，同性恋行为也第一次以法律形式严令禁止。从此，性欲与性行为被严格限制在家庭当中，完全成了私人空间的隐秘行为。性在公共领域的完全消失，导致了性欲作为一种狂欢形式的失效。这种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针对性欲的束缚行为，与福柯《性史》第一部中论述的西方世界在维多利亚时期将性精巧地限制在家庭里的做法如出一辙。
此外，2002年由苏珊·布劳内尔（Susan Brownell）与华志坚（Jeffrey N.Wasserstrom）合编的《中国女性气质/中国男性气质读本》（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A Reader）中也收录了几篇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男性气质的文章。在此读本中，马修·萨默（Matthew H.Sommer）的文章《危险的男性、脆弱的男性与被污染的男性：论清朝法律中的男性气质规章》（“Dangerous Males，Vulnerable Males，and Polluted Males：The Regulation of Masculinity in Qing Dynasty Law”）有助于人们理解晚清男性气质的法律性建构。该文章主要论述了清朝法律是如何通过限制男性的行为来加强儒家理想的家庭秩序，这其中包括对婚内性行为的严格限制，对没有家庭的男性“流民”（如流浪汉、光棍、僧人等）实行严管等，这些法律都意在巩固和树立以稳定的家庭为中心的儒家男性气质。此外，苏珊·格罗斯（Susan L.Glossor）在文章《我所知道的事实：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家庭改革与男性身份》（“The Truths I Have Learned：Nationalism，Family Reform，and Male Identity in China’s New Culture Movement，1915-1923”）中关注了男性气质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转型，即树立一种新型的男性理想，他们重视物质，职业化且倾心于核心家庭而不是传统的大家庭。
目前中国大陆的男性气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从事男性研究的学者包括方刚、詹俊峰、洪文慧、刘岩、王政、张颖、杨斌、汪涟、隋红升、浦立昕、张结海、范扬、郑军等。其中，北京林业大学的方刚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男性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的著作《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2008）是中国内地第一本关于男性气质研究的学术著作（方刚将masculinities翻译成男性气概，而不是气质，以此来区分心理学上的气质）。在这本专著中，方刚首先梳理了西方男性研究的历史发展，并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研究者的主要理念与男性研究的现状。他认为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西方男性气质理论来解释中国男性气质的问题。扎根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土壤中的中国男性气质与康奈尔所提出的四类男性气质尚存在差异。方刚指出男性气概是一种实践，因此是在具体情境与符号中建构的。他提出：“传统文化、地理差异、国际化趋势、集体实践，以及个人所属的阶级、性倾向、从业模式、身体实践，以及在实践男性气概过程中同女性气质的互动等等，这些都影响着男性气概的实践结果。”[19]此外，在分析中国当代男性气质构成的同时，方刚还提出了“男性运动”的必要性与意义。当然，他所提出的“男性运动”并非要为男性争取更多权利，而是希望男性可以积极参与两性平等的建设。这种亲女性主义立场的男性运动与西方学界所开展的男性运动如出一辙，其目的并不在于削弱男性本身，而是希望男性能够意识到父权制度以及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制，从而在意识上和实践上做出改变，成为与女性平等的男性，而不是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男性。此外，方刚的另外一部专著《男公关：男性气质研究》（2009）主要讨论了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气质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
此外，华南师范大学的詹俊峰也是大陆男性研究的主要学者之一。2010年，詹俊峰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洪文慧和刘岩合编了大陆第一本男性研究读本——《男性身份研究读本》。该读本精选了西方男性研究的20篇重要论文和文摘，汇集了该领域颇有影响的十几位男性研究学者的主要思想，如瑞文·康奈尔、约翰·麦克因斯（John MacInnes）、迈克尔·基梅尔、鲍勃·皮斯（Bob Pease）、迈克尔·梅斯纳（Michael A.Messner）等西方学者的代表性文章。此外，除了收录当代男性研究的学术成果，该读本还收录了20世纪早期心理学对于男性气质探究的文章，如弗洛伊德、荣格与拉康等心理学学者对于男性气质形成的讨论。该论文集还收录了部分女性主义者探讨男性气质的文章，如知名女性主义学者伊芙·K.赛吉维克（Eve K.Sedgwick）的文章。总之，此读本对于西方男性研究所做的梳理是比较全面且具时效性的。作为大陆第一本男性研究读本，该书的出版对于男性研究在中国的开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2015年，詹俊峰出版了《性别之路：瑞文·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探索》一书。该书第一次将西方男性研究的奠基人康奈尔的主要学术思想呈现给中国读者。当然除了介绍康奈尔的学术理论，他还着重论述了如何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运用康奈尔的理论和方法。例如，他示范性地讨论了小说《无极之痛》与《美国牧歌》以及戏剧《蝴蝶君》中的男性气质问题，并分析了大陆流行一时的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中所呈现的男性气质转型。
大陆出版的第二本男性研究读本是2012年由王政和张颖合编的《男性研究》。该读本可以说是对此前出版的《男性身份研究读本》的补充。与之前的读本相较，该读本更注重男性理论的应用而不是理论本身。尤其是该读本选录了两篇关于种族与男性气质的文章，一篇是马里娜力·辛哈（Mrinalini Sinha）的《给男性特质一个历史：殖民地时期印度历史研究的贡献》（“Giving Masculinity a History：Som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另一篇是盖儿·比德曼（Gail Bederman）的《用种族和“文明”重塑男人身份》（“Remaking Manhood Through Race and‘Civilization’”）。这两篇文章均以“全球化”背景下的边缘男性为研究主体，从不同角度剖析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对非白人男性造成的影响。
然而，从目前大陆出版的与男性气质相关的著作数量来看，男性气质研究仍存在太多需要补足的空间。与西方的男性研究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男性研究现状相比较，中国大陆的男性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且缺乏足够的关注。相较于西方在这二十多年的发展而言，中国男性研究的状况也是相对落后的。尽管近年来越来越多关于男性研究的文章浮出水面，但它们大多发表在文学、电影学、文艺学或是女性研究的刊物中。由此可见，相较于英语世界已存在的十多种男性研究刊物而言，中国大陆学者对于男性气质研究的关注度仍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男性研究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已经愈发趋于成熟。中国理应是开展男性研究的重镇。因为首先，中国男性在世界男性人口中占比最高；其次，历史上长久稳固的中华文明与社会建制不仅塑造了历史上的中国男性，也为今日学者留下了大量研究中国男性的历史资料；最后也是重要的是，在前现代时期，中国人的性别观与西方人所持的性别二元论认知有着根本性差异。中国哲学对阴阳两性相生互补关系的定义，直接决定了中国人思维中独特的性别定义与两性关系。这种思维模式与文化遗产对于冲破当今由西方话语主导的两性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国开展男性研究的学术基础是丰实的。借势于西方男性研究的丰硕成果，中国的男性研究完全具备另辟蹊径的基础，以东方视角补写西方理论。
注明：
本文作者张志玮（清华大学外文系），文章来源：《文学理论前沿》（第二十辑），收录于中国集刊网（www.jikan.com.cn)，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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